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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历史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 因为不够“伟大”而改写、涂抹历史,或者让历史空白化,这种动机尚能容忍,还有一种不能容忍的动机是:为了一己(一国或一集团、一族群等)之利,制造历史谎言,逃避历史责任。1940年,二战期间,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中杀害了约2.2万多名(一说“上万名”)波兰官兵和其他波兰人 ,然后却谎称这是纳粹德国制造的惨案。这个谎言被写进官方历史。1990年4月,苏联首次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但未公开全部真相。1992年10月,俄罗斯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卡廷惨案才真相大白。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卡廷事件作出结论,声明斯大林和时任其他苏联领导人直接下令,屠杀上万波兰人,制造了卡廷惨剧。苏联入侵、瓜分波兰,造成了波兰人民的苦难,卡廷惨案后伪造历史谎言,加深了波兰人民的创伤,苏联解体后,波兰倒向西方阵营,直接给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造成了安全压力。可见,掩盖不光彩的历史,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在某种情形之下,在当时看来,改写历史或许有各种“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或原因(原因不一定是理由,理由并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是,事后无不为之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这是不容改变的历史的法则。只是,真正为之付出代价,个人生活遭到破坏的,多数是无辜平民。 2月14日是情人节,许多人在计划今年的情人节怎么过?是亲手送一束鲜花表达爱意?还是一起吃一顿烛光晚餐共享浪漫?抑或是看一场电影、乃至就手拉手一起散散步?这些都已经是极其平常的情人节内容,然而于我,却是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我的妻子在老家带女儿读书,我常年在外打工,与妻子相隔千里。我们的婚姻是“留守婚姻”。 妻子在老家边带女儿,边打短工。妻子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烧饭、喊女儿上学、洗衣服、买菜,去工厂上班,下午6点回家做晚饭,吃完晚饭,等女儿做完作业一起睡觉。每天,就这样重复流水一样的日子,在单调、乏味中,有一件事是妻子生活中最深情的守望就是与身在千里之外的我通电话。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7点左右,我都会打电话给妻子。这个时候,是妻子和女儿最快乐的时候,尽管为了节约电话费,每次通话只有5分钟左右,有些时候女儿还“霸占”电话不放,但只要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哪怕是短短一句话,心也就放下了。 其实,每次打电话就是聊一些家常,“你和伢子都好吧。”是我问妻子最多的一句话。“别舍不得吃,注意身体。”是妻子对我说最多的一句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是女儿与我通话时说最多的一句话。如果哪天不打电话,我一定会发信息给妻子,否则,妻子会无法入睡。 女儿读小学前,妻子与我一道在外打工,后来由于女儿入学,在打工地因“户口”原因,需交借读费不说,学费也比本地孩子高,加上以后考试还要回老家高考等原因,考虑再三,让妻子回家带孩子上学,我一人在外打工。就这样,一家人天各一方,在思念中苦熬着两地分居的日子。一晃,十年过去了。 女儿常对妻子说,妈妈,爸爸要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是啊,要是在一起多好。可我如果不出去打工挣钱,在家种几亩薄田,以后女儿上大学,到哪里弄钱供她。 今年回家,妻子流泪问我,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啊。我的心里一阵酸楚,安慰她,等女儿上大学就能在一起了。女儿今年读高一,还有两年多才高考。两年,还要等两年。妻子眼泪不停地流,我知道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就在这一年年、一天天的彼此思念、等待中像水一样流走...... 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妻子的愧疚,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此刻,我在冰冷的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击,心中涌动着对妻子的思念。我深爱的妻子,情人节快到了,可我不能回去陪在你身边,哪怕是手拉手散散步,这一小小的“情人节”要求我也不能满足你。妻子,对不起…… 钱报网网友 孙维国 按照惯例,春节过后,应该是有民工荒的,这一次也没有例外。昨天新京报的报道说,春节后的北京凸显“招工难”,特别是低端产业人员紧缺。所谓的低端人员,盖指家政、保安、餐饮等行业的打工者。高端用脑,低端用力,在皇城根儿下挣几个血汗钱,不容易。 不过高端低端的,听起来实在有点别扭。说起来,金融业应该属于高端产业了吧,不过它也脱离不了服务业的范畴,家政餐饮亦属于服务业,怎么“为人民服务”也有高低之分呢?这高与低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地位上,其实更体现在收入一高一低上。低端产业人员一般月薪只有2000多,在米珠薪桂的首都生活,本已不易,而在生活成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低端产业人员只能被生存压力挤出北京。 记得若干年前,北京市发改委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征集意见,在集中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有一条就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这里的低素质人员,在建议者眼里,估计很大程度上跟这些“低端产业人员”是重合的。之后,也有北京的一些官员、学者提议,设立房价、学历等门槛,把低素质的外地人挡在门外。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设什么门槛,仅仅房租这一项,就可以逼得“低端产业人员”们掩面而去。对他们来说,2000多的工资只能在群租房里或者地下室栖身,正儿八经地租房子实在难以负荷。可是随着北京群租房的整治和地下空间的严格管理,廉价的居住空间没了,租房成本大幅增加,再刨去公共交通开支,每月还能剩多少钱呢?他们还愿意留在北京吗?即使敢,二元户籍造成的额外成本也会让他们望而却步。比如不能上公办幼儿园,只能上民办的,可是民办幼儿园每月700元到1000元的入托费,让打工者感叹“实在交不起。” 低端产业人员生活刚性成本迅速增加,与收入福利涨幅较小之间的差距,会让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甩掉“低端”的尾巴,迅速“高端”起来。可是高端生活真的让人向往吗?没有了这些低端劳动力,高端生活能得到保障吗?春节期间,北京的一些小区总共只有一个保安在岗,仅凭一个保安何以维系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低端劳动力的缺位还意味着闭门不开的餐馆、无人清扫的马路,无法送达的牛奶,投递不到的快件,离开了这一切,所谓的高端生活不过是伪高端。 转型做服务,2011年外贸订单增4倍本报记者 张妍婷/文 本报记者 梁臻/摄 装满了漂亮水晶,一头装有电容触控,能够直接在iPhone屏幕上写写划划;做成鸟巢外形,2008年奥运会上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政要的鸟巢笔;用稻草、玉米作为材料,扔在地里60天就能降解的生态环保笔……这些笔听着都让人心痒痒,可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却无心讨论他的产品。2008年奥运会一役意外失利,邱智铭“隐身”3年,悉心搭建了另一个贝发,这个贝发是一个综合供应链管理服务商。说白了,就是一艘“文具航母”,将国内的文具产品,通过这么多年积累的网络,销售到全球市场。“让货柜变身”,邱智铭如是说。 从贝发运往海外的货柜,之前只有笔,而今差不多可以开一家“启路”文具店,有笔、便签纸、胶带纸、相册本……让货柜变身,5个字却花了3年时间,从给高层员工“洗脑”,先后花1000多万建立信息网络系统,用邱智铭的话说:相当于再造一个贝发,前面那个是做制造的,后面那个是做服务的。别小看这个做平台服务的,年销售20亿支笔的贝发也只是它的一个供货商而已。“光沃尔玛,我们今年的订单就比原来增长了4倍,从1000万美元做到4000万美元,预计明年可以做到1亿美金。” 2008“奥运蛋糕”有点苦 贝发绝对是国内笔业老大,已经连续10年销售稳居第一。凭产能,在全球也能排上前三。可在2008年前,这么亲民的产品,国内很多人却没听说过贝发。因为它的产品90%以上销往国外。 2008年,对于邱智铭来说,就像温岚在《地狱天使》里唱的:“你带我上天堂,又推我下去”。 邱智铭是个有远见的人,2004年,很多外贸企业都还忙着数订单,贝发记号笔已经开始以自有品牌进入美国沃尔玛超市,小小一支笔,贝发申请了800多项专利,仅在美国就申请了140多个。 2006年出口形势还热火的时候,邱智铭开始考虑做品牌,主攻有着3500亿人民币的国内文具市场。2008年,贝发一鼓作气,成为北京奥运会特许经营商、特许零售商和文具独家供应商。借奥运契机,贝发集团投资了近2亿元建起了亚洲最大的奥运商品物流、营销和供货基地。同时,还计划在2008年前持续投入2亿多进行品牌推广,邱智铭的目标:将贝发奥运商品特许加盟店,在全国开出上万家。而对于这个目标,邱智铭也算了笔账,至少投入5亿元。 这场战役可以说是贝发向内贸转型的关键之战,但最终,邱智铭的“背水一战”成了僵局,甚至是无言的结局。 “做品牌不难,要做出有价值的品牌却很难,除了资金还需要时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3年后,邱智铭坐在记者对面讲出这句话。 “去年新注册商标150万件以上,全国已累计注册商标2000万件以上,这么多件商标最后有几个能成为有价值的品牌?没有每年几千万投入,没有人才储备。就是一场打水漂比赛”。 转型做服务 股东不解退股走人 “贝发一下子跌掉了30%的订单。”邱智铭说,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危机又来凑热闹。如何转型,“制笔大王”在探索。 站在2012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众多外贸企业转型内贸,成功的屈指可数。 “转市场是一种方式,转身份也是一种方式。”邱智铭说,他给贝发定位,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商向综合文具供应链转型、制造型企业向国际化品牌运营企业转型。 “转”就一个字,个中甘苦少人知。从制造商到服务商,跟了他十多年的一个股东甩下一句话:“我只懂做笔,不懂做服务。”直接退股走人。从全球各地招聘过来的专业人才,也换了一茬。 “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给大家洗脑。”邱智铭说,经过3年,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已经建成了1个平台4个中心:综合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和制造中心、交易中心、 创意设计中心、资本运作中心。 据了解,由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中国制笔协会、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政府和贝发集团共同打造的中国文具产业示范区一期已建成,20多家文具企业已陆续搬入,主要是为了文具供应链的抱团转移,实行联产联销,杜绝无序竞争。今年3月27日,位于宁波和丰创意广场的文具交易中心也将开业。 “逼”着一批外贸文具企业做精做强 在慈溪双爱制笔有限公司工厂车间,一台台整齐的设备正在忙碌着。说起双爱,可能历史比贝发还久,主打产品是活动铅笔和圆珠笔,基本全出口,2009年前年销大约在300万美金左右。 在广东,这样的文具企业比比皆是。2009年,邱智铭和双爱的老板聊上了。 邱智铭说:“你把产品品类砍掉80%,以后专业做活动铅笔,我包销。” 对方一阵沉默。 邱智铭指着双爱的厂房说:“你一天能生产多少支活动铅笔?” 又是一阵沉默,因为订单零散,双爱这么多年一直处在半人工制笔状态,这几年成本剧增。 邱智铭又接了句:“如果你只做活动铅笔,就可以引进设备生产,到时候谁做得过你?” 对方心动了。 半年后,双爱成了贝发的供应链成员,专心活动铅笔制造。因为贝发直接给了双爱500多万美金的订单。活做不过来,双爱开始引进设备,从手工装配逐步走向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方式,原来每人每天装配1000支,如今可以达到10000支/天。劳动生产率达到70万元。2012年,双爱文具的活动铅笔业务又增长300万美金。 像双爱这样的供应链成员,目前已经有近百家,因为专业,效率提高,利润空间也就出来了。 “2010年,我们的产品品类由单一的笔类产品向书写工具,美术用品,桌面管理,文件管理,纸品、会议展示文教6个品类扩张。经过3年努力,我们的国际大客户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身份转型。”邱智铭说,以大带小,他们还以“保底”方式请了好多家设计公司,让供应链企业共享。 本报记者 陆春 新年刚过,苹果公司就遇上了麻烦。美国苹果公司(Apple Inc)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iPad”商标权争夺案,苹果公司一审败诉。上周,深圳唯冠更在上海起诉苹果,申请法院颁布iPad禁售令。虽然苹果提起上诉,案件尚在审理,但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工商部门介入调查,石家庄等地的苹果门店和代理商已经下架iPad,还将面临罚款。 记者昨天了解到,杭州工商部门尚未就此事采取行动,但经销商们已经开始小心应对,摆放在柜台上的iPad变少了。 苹果与唯冠的iPad商标权纠纷始于2010年6月,当时苹果在深圳起诉唯冠,要求法院确认其为iPad商标专用权人。2011年底,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苹果败诉。随后苹果不服,上诉至深圳高院,案件目前还在审理过程中。 据国内媒体报道,尽管案件仍在审 白菜送彩金网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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